这名新疆巴州若羌县公安局警察，在若羌无人区驻守了33年， 若羌和可可西里之间就隔着一座阿尔金山。

  知道他，缘起公安部一位老领导，他提起在新疆检查工作时，在阿尔金山高原上曾碰到的一名警察，“年纪轻轻，手像树皮一样干燥”，是杨松涛留存在老领导记忆里的印象。

  若羌县，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县，面积有202298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浙江省那么大。

  境内的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则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四大无人区：罗布泊无人区、羌塘无人区、可可西里无人区、阿尔金无人区），平均海拔4500米，面积约为4.5万平方公里，它是我国最大的一个高山自然保护区，保存着完好的原始高原生态类型。保护区内生物物种丰富，有着“野生动物基因库”的美称，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被称为“东方的肯尼亚”。

  蓝天碧日，小山坡上，一幢办公楼外墙面悬挂的标语格外醒目：海拔高，境界更高。

  这就是依吞布拉克公安检查站。办公楼的窗外是一座黑黢黢的小山，山的另一边，就是闻名的罗布泊无人区。

  检查站在若羌县315国道1285公里处，是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交界，是出入新疆的咽喉要道。

  杨松涛站在阳光下，瘦瘦的，近视眼镜后面看不实的长相，因为他实在是太黑了。

  当我第一次真正握着他那双传说中的树皮般粗糙的大手，忽然有种恍惚，仿佛穿越到这片平行世界中来了。

  很自然的，我们谈起了《可可西里》。“当时有一部分镜头还是在我们这儿取的镜头”，杨松涛淡淡地说，仿佛在讲一个遥远的故事， 但这一个故事又真真切切地进入过他的生命。

  阿尔金山，和可可西里一样，是藏羚羊生活的区域，绵软的毛绒，被称为“软黄金”。

  上世纪90年代，每千克生绒价格高达1700多美元，当时，羊皮的价格卖到三四百元一张。

  贪婪的盗猎者涌入。他们进入藏羚羊栖息地，猎杀它们，他们剥皮取绒，却把尸体残忍地抛弃，那些沾满罪恶的羊绒辗转被卖到国际市场上，藏羚羊的悲剧就这样不断上演。

  彼时，暴利之下，高原大地满目疮痍，藏羚羊数量从20余万只锐减至不足2万只。仅阿尔金山保护区藏羚羊数量锐减，1989年有100多万只，到1998年，锐减到0.67万-1.38万只。

  1996年，杨松涛和3名战友巡逻，转过一个山坡，和一大群盗猎者狭路相逢。“一条沟里边全是剥完皮子的藏羚羊尸体”，触目惊心。

  “对方团伙几十个人，拿着枪”，而杨松涛他们这边只有4个人，一把半自动步枪，13发子弹，和一把五四手枪，9发子弹。

  “当时分析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但其中也有分工，只有带头的人才想要跟我们对抗到底的，而那些剥皮的、开车的当助手的都是工人角色，他们不会也没有必要跟我们直接对抗。”

  结果，杨松涛他们把领头的3人控制，果然其他人不敢反抗。一数，72个人， 27支枪，子弹3万多发。

  因为当时通讯不发达，3个人留下看守这些盗猎者，其中一人迅速赶回县城请求支援。

  足足等待了一天一夜。支援力量赶到，大家又马不停蹄分三次押送回县城。 4天4夜，杨松涛他们几乎一刻也没合过眼。

  但成绩带走了所有的疲惫，2700多张藏羚羊皮被缴获，是当地警方一次性缴获藏羚羊皮毛最多的。

  经过40多年的努力，如今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的藏羚羊数量从最少时的5千余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万多只。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东部的东昆仑山与祁曼塔格山的两山对峙之间，有个著名的那棱格勒谷，是一段长约100多公里的谷地，那里雨量充沛，气候湿润，牧草茂密，大小湖泊星罗棋布。

  在那，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当地牧羊人宁愿让牛羊因没有肥草吃而饿死在戈壁滩上，也不敢让它们进入那棱格勒谷。因为必死无疑。

  1998年5月，经科考人员在那棱格勒谷地解开了死亡谷之谜：谷地里磁异常，有大面积强磁性玄武岩外，还有大大小小30多个磁铁矿脉及石英岩体。在电磁效应下，云层中的电荷受作用，导致云层放电，使这里成为多雷区。而进入谷地的人或动物容易遭无处躲藏的雷击而死。

  这个地方，从9月中旬开始飞雪弥漫，冰雪期长达9个月。事发时，已经是一片皑皑大雪。

  当时通讯条件没有现在发达，求助信息所称的地点只有经纬度，没有一点标志性可供识别的事物。

  根据经验判断，距离当地一座煤矿以东100公里左右的地方，事发前一天，又下了雪，遮住了地貌。

  老丛、杨松涛和消防人员开车翻山，厚雪模糊了陡峭的山的轮廓，当他们爬上一个大约有60°的山坡时，车往下滑，从车窗往外看，那是个悬崖。

  到河谷时，发现离所称的位置近了，但不见车。路面上有些车辙印，寻过去，车内只有两个人。

  杨松涛他们决定简装前行，他们脱下厚重的大衣、卸下装备，只带上用水徒步搜救，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天黑前把人必须找到”。

  下午14点左右，沿途不是薄冰就是冰冷的雪水，趟过去，一米深的雪水没到膝盖以上，就这样在水里走了两个多小时，大家体力受不了了，坐下来掏出馕饼，咬了一口舍不得多吃，“因为前面还有9个人等着吃。”

  找到了人，杨松涛他们就地给被困者搭起帐篷，让被困者睡在帐篷里，而杨松涛他们露宿了一夜，捡点树枝烤烤火。

  第二天，他们带被困者离开，老丛的脚在搜寻时受了伤，剧烈地疼，回去的每一步都很艰难，他把受伤的脚泡在雪水中走着，想减轻摩擦带来的疼痛。

  杨松涛陪着他，说：老丛，不走不行啊。老丛叹口气说： 不走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场生死营救历经50小时，在10月17日晚上11点，在巴州公安局祁曼分局公安民警、若羌县消防大队消防官兵一起努力下，11名获救人员回到县城。

  每年，大型救援至少有十几次，每一次都是生死之交，每一次都是一场无人喝彩的胜利。

  都说踏雪有痕，但杨松涛他们的救援，不是简单的循迹而寻，因为找着找着，足迹、车辙就了无踪影。

  2015年10月1日凌晨4点，两名探险者失联。接到他们报警时，已经和同行人员失联3天了。

  杨松涛带着救援小组到了迷路地点，经过寻找并未曾发现迷路车辆。凭借多年的经验，他们又沿着依稀可见的车轮印开始寻找，由于山区下着雪，很快车轮痕迹也没了。

  已是黑夜降临，他们在迷路地点再次扩大搜寻范围。沿着路走，右侧是河床无法通行，迷路车辆可能从左侧岔道走，范围慢慢的变大，延伸了2000平方公里外，还是一无所获。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夜越来越深，杨松涛和他的战友们一遍又一遍地来回巡查，好几次也迷失了方向，途中又相继陷车了3次。

  此时是失联第五天了，吃的都已无了，车内的人已奄奄一息，其中一人打着手电，那微弱的光，是盼望。

  杨松涛他们又从一公里以外的地方拿编织袋子背来石头，一趟又一趟，背了一天一夜，用石头一点点垫在车子下面，等于在车身下铺了条路。

  去年8月9日， 6名勘探人员在阿尔金山开展野外勘探作业，准备过河，但是车到河道中时突然遇到山洪。那段时间连下了20天的雨，到处是沼泽和洪水。

  他们跳下车，被水流冲出100多米，艰难爬上岸，找了一辆被遗弃的损坏皮卡车，作为临时避难所。

  8月12日19点50分，卫星电话奇迹般复活，可以接收到信号，他们终于拨通了。

  没有任何的犹疑，短短的时间内，杨松涛他们4辆车10个人，装上救援物资和设备出发了。

  这是杨松涛、这个大漠中经验比较丰富的救援专家，20多年的救援经历中最为艰难的一次。他至今回忆起来也是心有余悸：“连我心里都发毛了，陷车陷得自己都绝望了”。

  “陷车的沼泽旁边有一小水沟，我想只要车能趟到水沟里，水沟里有的石头，车子就能盘动它。我硬着头皮一脚油门干到底，靠惯性，慢慢的，把汽车在50厘米深的淤泥里，往边上一点点地挪。汽车一头扎下去后，进小水沟里边一个轮子使上劲，我就顺着水沟下去，停在一个合适位置，这样至少让我的车活了，我再以车为支点，一点点把别的车用绞盘攥出来。”

  26次陷车、11次迷路，4台救援车辆最后仅有2辆抵达，但在8月13日晚上11点，距离报警27小时后，他们最终在黑夜中，看到了那辆废弃的皮卡车。

  被困的人眼里生出闪烁的光。从他们嘴里才知道，此前家属愿意拿出30万元找了几个户外救援队，但都不愿意，因为大概率是有去无回。

  此次救援历时55小时，往返900公里，其中三分之二的路，他们在洪水、泥泞与沼泽中行进。

  茫茫大漠不像城市道路有方向、有路标，一次成功的救援需要精准的定位，这也是救援最基本的。

  但往往，因为信号问题，定位往往不准。杨松涛他们接到的报警中，最远的一次偏离报警的位置有130公里。

  有一年，杨松涛接到巴州公安局长的电话，说有个国际救援，“局长说两个外国人跑到你们那去了。”

  两个外国人从青海曲玛横穿可可西里，走了35天，被困在阿尔金山。他们按了卫星电话SOS一键报警，但报警系统后台在国外。

  后台一看发现求助信号来自中国，又把有关信息发到上海国家海事局，海事局赶紧通知外交部和公安部。

  杨松涛接到电话已是凌晨零点，他们急赶慢赶赶了17个小时的路到了报警地点，没人，雪地上画着sos和箭头。幸好对这一带地势熟悉，最后，杨松涛他们在一处山坡后找到了他们，事实上，最后找到的位置偏离报警点有25公里之远。

  从2012年检查站成立到目前为止，12年里，凡是接到被困者求助的报警，每一次，最后都成功找到了，杨松涛他们没失手过，更关键的是，每一名被救的人都还活着。

  但杨松涛觉得，有时候的救援即使对地形再熟悉，即使救援的每一步都做到，最后的成功还是取决于运气。

  因为家里穷，爷爷辗转到青海湖边上一个养路段当工人。也因为家里困难，还是少年的杨松涛父亲被爷爷“赶”出家里，杨松涛的父亲读完了初中，爷爷是逼着他不要困在原地，出去闯荡闯荡，拼出一片天地。

  杨松涛说自己父亲写一手好字，后来70年代末来到若羌，到中学去当老师教数学。

  他的记忆中，母亲很慈悲，很容易动感情，看见其他人处境困难就掉泪的那种。“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多吃点亏，少说点话，安分守己。”

  杨松涛有个弟弟，小时候，一家四口人，全靠父亲一点工资撑着家，杨松涛记得自己小时候帮家里喂猪的事，“到了夏天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先背着筐子出去给猪割草去。”

  从这样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对苦难，会更易共情些，“父母亲灌输一种思想，要有同情心，本身我们就已经社会就是最底层了，没有一点优越性可谈。”

  也许是这种成长经历，让杨松涛能吃苦，对人生，对命运产生了无常，也多了很多的悲悯。他总记得母亲说过，帮助一次别人就是积一次福德。

  最近几年，杨松涛感觉自己有点体力不支，这些年在高原上身体透支非常的厉害。去年一月，他去体检，医生说他的心肺功能相当于是70岁老汉。

  除了出任务之外，杨松涛的最大爱好是看书看历史剧，二月河的《康熙王朝》看了12遍，《大明王朝1566》看了5遍。

  他喜欢单曲循环，不厌其烦。刀郎《第一场雪》《西海情歌》，前前后后买了4张，把碟片都听得磨糙了。

  大雪封山没有任务的时候，杨松涛喜欢翻阅历史书籍，边上时常陪伴的是他的小狗毛豆。

  杨松涛喜欢把手下称做孩子们。他比他们大二十来岁，从心理上，他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杨松涛最大的希望，是把救助生命的接力棒能好好地交给孩子们。

  依吞布拉克公安检查站平均每天通过汽车5000辆左右，为进疆游客提供便民服务、为司机解决困难、救援被困群众，成了站里的头等大事。

  一旦大雪封山，检查站的主要任务给堵在路上的车送食物和汽油。还有一些出现故障的车，他们还要帮着修理。

  很多时候，开不了车，都是徒步救援，身上背点水、馕，走上十多公里是家常便饭。很多被困的车里，有老人小孩，时间长了情况危急。道路堵了，全靠人背，漫天的雪又厚又大，走10分钟，他们的衣服就湿透了，风一吹，冻住了。

  2015年冬天，忽降暴雪，路面上35厘米的积雪困住了来往车辆，被困车辆达1200多辆、人员2600余人。小虎他们疏通了两天两夜，才算顺利把道路上的车辆全带到安全地带。

  曹攀登是副站长，西安人。2015年年底，他从中原到检查站，高原反应差点击倒他。

  “你要说这不苦那是假话，但是习惯了就好了”。即便在这个海拔3200米的检查站呆惯了，但他还是会经常感到头晕、恶心、气喘。

  曹攀登说，每次出任务，海拔一高，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变得话少，人也没劲，头贴着玻璃，他们慢慢地把最高地方走过去后，缓一缓，慢慢地，大家又恢复了有说有笑。

  有一次，他和几个战友去海拔4700多米的山上救援，由于严重缺氧，几位民警晚上都不敢睡觉，害怕睡着后再也醒不过来了。

  检查站的人，随身带氧气瓶是常态，“有些战士觉得挺年轻的，身体还这么好，进去了一回整头疼了。”

  “不要去逞能，感觉不舒服了要吸就吸，也没什么丢人的。”这也是杨松涛经常说的：要对大自然心怀敬畏。

  在柏油马路上，车与车之间安全距离在100米200米左右，但每次他们去阿尔金山无人区救援，有条行动准则：前后车必须能相互看得到，必须前车的后视镜任何一个时间里瞄着能看到后车，后车第一时间在视线范围就能看到前车车距在50米到100米，距离近了，安全也近了，仿佛手拉手一起前行。

  他曾是检查站的教导员，呆了七年，辞职了，现在在律师事务所，还是在这里考上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呆过的人，对这里又有种难舍，因为那些年的经历刻进了骨子。 大家重逢，谈的都是那些惊险救援中的共同记忆。

  有一年，两个外地司机拉货经过这里，被导航误导进了无人区出不来。其中一个人因高原反应出现了肺气肿。

  那个地段，海报将近4000米高。救护车没办法进入，邹虎他们开着车，带着医生，连夜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导航在山里失灵，“大晚上的，路太难走了。”

  找到人时，司机口吐白沫，快不行了。他们把他往身上一背，吐到身上了，他们也不在乎， 就想着快点快点，他们飞一般开着车，平安把司机送到县里，司机在ICU呆了三天，被救了回来。

  “这里只有平凡的坚持”。他说。“在这里，只要能坚持，在踏踏实实的坚持，静下心来坚持，这么多人的坚持加起来，坚持平凡加平凡，就变成不平凡了。”

  他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份子， 虽然如今离开了，但他说，那份经历会一直伴着他，是他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杨松涛经常跟手下说，每次救人，不要去想别的，把每次艰辛的征途变换成旅途。

  也许，那一次次旅途的经历，一次次生命得到救助的过往，都进入了邹虎的生命吧。

  检查站里的孩子都很年轻，每隔几年，杨松涛会面临告别，每次告别，杨松涛会送上祝福，他觉得，做事要心甘情愿。他不会勉强。

  比如他希望引导孩子们对职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会经常说，当一个男人在这里呆上三五年，今后面对任何一个环境，没什么事情会觉得是难的。

  每个人都需要被认同、被需要，确实，一次次救援，让孩子们慢慢找到了感觉，找到了工作的价值。

  “感情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微妙”，曹登攀说，跟着时间长了，干的活多了，出的任务也多了，点点滴滴都融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就不一样了。

  有时候，他想起老领导说的一句话：你看咱们管这么大一片地方，还有啥不知足的？

  “在这，有战友、一帮兄弟，还有一帮老领导”，这让他知足，让他有种踏实的感觉。

  孩子们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来自五湖四海，最远的在福建。为了让他们安心工作，杨松涛制定了一套适合他们的休息制度，不管是春节也好还是中秋节也罢，45天上班后能够获得15天的假期。离得最远的战士，有了这15天假期，来回一趟，也来得及了。

  代小虎的家就在茫崖，隔得不算太远，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妻子又怀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希望是有个女儿，名字他都想好了：代安娜。

  对曹登攀来说，回家更近了。从青海花土沟的机场，可以直接飞回西安。他有个快四岁的小孩，一个多月，回家抱抱孩子，看看父母，是一种有目标的期待。

  检查站确实能锻炼人。没有勤杂工，没有专门的厨师，锅炉工，水暖工，也没有清洁工，这些活，每个战士轮流着做。

  检查站的伙食是所有“孩子们”自己轮流下厨的手艺，味道还是可以的。（黄蓉摄）

  杨松涛总用过来人的语气跟孩子们说，在这里呆三五年，你正经八百成了一个合格的男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对象也好找。因为检查站的孩子，没成家的多，因为没时间谈，很多只能靠休假回家时，见见家里张罗安排的女孩。

  他一年只回一次家，节假日、过年都在队里度过。孩子们说他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从青年走入中年，一直顾不上家里。2019年，儿子考大学，本来想休假回去一趟陪陪儿子，没想到又遇上突发任务。他再次缺席儿子重要的人生时刻。

  妻子习惯了家里没有他的日子，有几次回家，嫌杨松涛的电话太多，还催着他早点回检查站。

  这么多年， 他已经习惯了接连不断的电话声，习惯了这里寂静的冰雪、不会说话的动物，习惯了永远在与生命抢时间的赛跑的节奏。

  2012年那次在“死亡谷”救援中和杨松涛搭档的老丛，叫丛建坤，当时他是若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鲸鱼湖是一个神奇的高山平湖，在昆仑山腹地，是西藏、青海和新疆三省交界处最大的一个湖泊，长42公里，宽11公里，面积340平方公里，湖面海拔高达4718米，最深处有20米。湖水与雪山冰峰相互辉映，湖的形状恰似一条横卧着的肥大鲸鱼，头东尾西，所以被称为“鲸鱼湖”。

  接受酷寒和高原稀薄空气的磨练，身体屡遭伤病的痛楚，坚守是他多年来唯一的选择。

  漫天大雪封住了眼睛，但他们还是尽量睁大了眼，因为一旦偏离方向，错过无异于直接走向死亡。

  天气慢慢的变恶劣，脚底下的白雪由软变硬，结成厚厚的冰凌，每走一步都要粘住鞋。

  他们只好掉头走回来，再叫了一辆推土机，摇摇晃晃地，开了30公里，把掉在冰窟的车拽出来，继续开车上路，直到第四天，他们才走到坏掉的吉普车前。

  杨松涛还记得，2017年春节前他和老丛夫妇一起吃饭，“开玩笑说你得赶紧恢复，你恢复完我也退休了，到时有足够的时间一起去阿尔金山那边，我们去拍照片。”

  每日穿行在高原上，杨松涛也喜欢逗逗野耗牛，这里的每个生命都有它最自在的样子。（杨松涛摄）

  另一个生死搭档叫田建军。杨松涛和他一起在海拔5700木孜塔格峰下，狂追一个盗猎者。

  1996年，他们抓获了一伙非法盗猎人，主犯开车逃跑。 杨松涛和田建军开着车疾追。追到一个河沟尽头，对方弃车拔腿就逃。

  天蒙蒙黑，每一步，他们大口地喘息，“我们死死地跟着他，彼此比拼的是最后的耐力。”

  最终，他们抓到了他。后来经查实，他还是甘肃天水警方正在追捕的一名伤害案逃犯。

  还有和杨松涛一起在黑山执行任务中，一起徒步15个小时翻山越岭的王世林，那次任务，他们6个人出发时，只带了一罐健力宝饮料，但大家都舍不得喝，都想省给同行的战友喝，到目的地，饮料罐还满满的。

  他还没法接受，每次，他都觉得不可思议。每次，他都会有短暂的瞬间是空白的。

  我采访的时候正好是初秋，在我的眼中，沿途澄碧的天，远处白云飘荡，每一种颜色都清澈透亮。

  曹攀登的妻子曾来看过丈夫，刚开始，她惊叹天怎么这么蓝。“她长这么大没见过这种环境。云又好看，天又蓝。西安咸阳那个天就是雾蒙蒙的。”

  三天后，沙尘暴来了，持续了5天，曹攀登妻子说受不了了。漫天飞沙，“开着车在外头能见度不到两米，玻璃上能听见沙打玻璃哒哒哒的响音。”

  我从青海到芒崖，再坐70公里的车，穿过省界，再沿着315国道，经过楼兰，看到检查站，才算进入若羌县，一路景色的同时，也是一路颠簸。

  我的探访，只是一次匆忙的经过，而杨松涛他们在这里呆了30多年，在他的讲述中，我努力理解着他。

  他说，自己不是什么体育健将，身体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么多年，就靠着一股劲支撑着，“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地走到那儿了。”

  或许冥冥中有什么力量在指引着他，从误打误撞地进入警队，从最早搏命的凶险到生死相依的战友情谊，这些年他不是没选，也许经过了太多的不同的人生故事，他明白了最对自己最合适的那条路在这片土地，在脚下，他找到了职业的意义，找到了自己的活法。

  杨松涛今年的生日正逢中秋节，回到杭州后，我把几十盒月饼寄了加急快递，但他们收到时，已是中秋节后的第三天了。

  这里地处高寒地带，即便是夏天，检查站的战士们还穿着毛衣和线裤。他们从来就没穿过夏季制服，早已习惯了“一天四季”的气候。

  检查站的民辅警平均岁数仅有27岁，他们的青春在常年气候干燥、高寒缺氧、风沙冰雪灾害频发的恶劣环境里度过，在一次次救援中挥洒。

  生活重又回到了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不知道小虎的代安娜出生了没有？检查站的小狗毛豆是否依然活泼？大雪是不是已经封山？

  虽然，这两年因为管理越来越严，非法穿越阿尔金山的人少了，但杨松涛的朋友圈，时不时记录着一次次的救援经历，前几天，他们刚刚疾驰900公里，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无人区，最终找到了失踪四天三夜的3个驴友……

  对徒步者来说，每一次穿越都是一种探险，对杨松涛来说，每一次营救，又何尝不是突破极限的考验呢？

  “你要去你莫骑流星去，你有热你永远是太阳。”永远在路上的日常里，他们让一条条濒临绝望的鲜活生命重新燃起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