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战后的塞尔维亚：在仿效资本主义模式的进程中，它“牺牲”掉了自己珍贵的品质
编按：1937年，丽贝卡·韦斯特来到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呈现在她眼前的面貌是“饥饿的教育阶级、臃肿的政府机构以及剧增的剥削阶级。”
彼时，时任南斯拉夫首相的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致力于将南斯拉夫打造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度，他代表着金融和工业寡头的利益，并将其政权的全部力量用于打击工人阶级的联合上——尽管“真正的马克思者在南斯拉夫很罕见，因为这种思想对一个自耕农国家没什么吸引力，共产国际很少在这篇土地上荒度时间和精力。”
与毗邻的马其顿不同的是，贝尔格莱德在急于投身现代化、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模式的进程中“牺牲”掉了自己某些珍贵的特点：真诚、勇于反抗、生存的决绝，一种“能够处于不确定的怀疑状态，不会急躁地去追寻真相和理智的品质。”在种种轻率而局于表面，缺乏经验与反思的举动下，情况并没有如所期的那样变得更好，斯托亚迪诺维奇为绝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痛恨，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也可见端倪。
一战后的塞尔维亚：在仿效资本主义模式的进程中，它“牺牲”掉了自己珍贵的品质
我们必须承认，这座城市有饥饿的教育阶层、臃肿的政府机构以及剧增的剥削阶级，它时不时展现出一个丑陋的外观。我不喜欢贝尔格莱德，那天晚上我坐在旅馆的休息室里看着酒吧里挤满了红脸庞、粗脖子的矮胖男人，他们的黑色胡须如猿猴毛发般没有光泽。他们在楼上一间私人房间开什么会议，其中有两个外国访客，一个面色苍白、略显普通、身材圆润，像一块巨大的荷兰奶酪，另一个是犹太人，就像希特勒看见的犹太人一样。我想他们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梦想永远都不会成真，尽管他们满怀希望。每个人都做得很好，除了这里和欧洲另外的地方的普通大众，他们将是被瓜分的对象。欧洲另外的地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它已经有过它的机会，如果它永远不用这些机会来整顿它的财政系统，情况会更糟糕。南斯拉夫，这个必须塑造自己身体和灵魂的新国家，正在经受更严重的侵犯。
这些金融的、工业的冒险家对这一个国家造成的伤害很难算得清楚。在金钱方面，我不相信有贝尔格莱德以外的南斯拉夫人宣称的那么多。南斯拉夫大量的财富来自船运和木材，而且这些财富跟在英格兰或者美国一样合法。其他的，不管赚了多少，都只是一些不起眼的零碎财富。在贝尔格莱德，可能有一些大别墅，它们的主人解释不出建造所需的资产金额来源；但是在贝尔格莱德大别墅并没多少。那里也没多少大汽车，或者昂贵的餐馆，或者珠宝，或者皮货商。在我看来，似乎整个投机商只吞并了他们国家商品中的一小部分，不像英格兰和美国那样理所当然地让给伦敦和华尔街。但是对农民群体来说，这些给中产阶级的回报似乎太高了；确实，社会中的这些私掠行为会给一个新兴国家造成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客被一些古怪的想法控制，那么形成的政党就会很少。建立政党需要一些天然分类： 支持与支持自由的人，支持市民与支持农民的人，支持军队与支持金融工业的人，诸如此类。有时，这些群体区分明确，有时则会合并成更少更大的群体。但是，这些分类数目有限，他们的组合也有限。可如果一个国家有一千个金融家或者工业家，他们可以（尤其当他们是斯拉夫人时）将政治生活变成各种各样的像一群银鱼般狡猾的小群体。1921年宪法颁布后的十年间，南斯拉夫曾经有二十五个不同的政党执政。这一个国家最迫切地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土地政策，而在十三个月里换过的农业部长却多达五个。
正是为了结束这种强盗式的混乱，亚历山大一世迈出了灾难性的一步，他在1929年宣布独裁。这似乎让情况变得更好，但是大部分南斯拉夫人说绝对没产生一些变化，因为最终走马上任的是被全国人民痛恨的斯托亚迪诺维奇。我真的从来就没听任何南斯拉夫人表达过对他的钦佩，除了康斯坦丁跟一个头脑简单的达尔马提亚法官。据说，他被痛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暴君，反对自由。他打压言论出版自由，把他的反对者都投进监狱严刑拷打，让他们忍饥挨饿。很难衡量这些谴责的公正性。必须承认的是，如果一个人在南斯拉夫被关进监狱，他很可能会被虐待。这里从土耳其和奥地利继承了一个很坏的刑罚传统。我认识一个非常开明的塞尔维亚官员，他费了很大劲儿才说服下属接受严刑拷打不是一个盘问口供的好方式。但是情况变得复杂了，当他们不再折磨囚犯，便以一种在我们西方的监狱闻所未闻的慈父般的态度对待他们。
一个外乡人很难弄清楚斯托亚迪诺维奇到底有没有囚禁很多人。我的印象是，这个政权比德国纳粹或者意大利法西斯更宽容。我听到过不满者坐在咖啡馆或者靠在巷子窗户边大声地、尽情地说着政府的坏话，我也从普通邮政收到过我的南斯拉夫朋友们大骂首相的信件，他们还签上了名字。我还听人说过很多有关暴行的故事，但是我们调查发现，它们要么子虚乌有，要么过分夸张。举个例子，在克罗地亚，有人告诉我一个克罗地亚人被流放到马其顿的一个镇子，而且被迫每两个小时向宪兵队报告一次；但是有一位支持克罗地亚、的马其顿人就住在那个镇子，他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遭受这样古怪的惩罚。还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人就因为在餐馆吃饭时对同伴说了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坏话而被判长期徒刑；但事实上仅仅是治安官建议他下次不要那么大声地说话而已。
可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手有时候也会重重落下。有时是令人恼怒地落在知识分子的头上。我就认识一个品德极高尚的地方律师因为一次有叛国嫌疑的谈话坐了两个月牢，而证据来自一个卑鄙的名流，此人战前就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奥地利间谍。对知识分子真正的伤害不在于这类案件的数量或者判刑的严重性，而在于知道这些事发生的可能性而引起的不安全感。但是我认为，这只手致命地落在了工人阶级头上。我的一个英国朋友有一次在夜班火车上碰到一群悲惨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一个波斯尼亚工业小镇，要被押送到萨拉热窝。所有的人都戴着镣铐。宪兵队告诉他，这些人都是者。我猜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者在南斯拉夫很罕见，因为这种思想对一个自耕农国家没什么吸引力，共产国际很少在这片土地上荒度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个词被扩展到包括最温和的“左”倾行为。这些年轻人可能没做什么错事，不过是试图组织一个工会。我觉得，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政权把全部力量都用在了这些方面。
考虑到这个偏见，就能了解那些更认真的南斯拉夫人为什么痛恨斯托亚迪诺维奇。他们了解可恶的监狱系统不可能立刻得到一定的改善，他们也清楚自己经常对政府苛刻无礼。但是他们不会原谅他，因为他代表酒吧里那些有着私掠行径的粗脖子矮个男人。这些人是他的同盟，他们一起对其他南斯拉夫人不利。他们对农民不利，对挨饿的教师不利，对那些被带到城镇、陷入贫困之中如待屠宰羔羊般的工人不利。
这似乎有道理，但是我想这不是真的。虽然斯托亚迪诺维奇代表着贝尔格莱德的金融和工业寡头的利益，但是他可能不会打算成为自己国家的敌人。我认识一些和他做过生意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他都诚实甚至慷慨地对待他们，似乎带着某种奥古斯都式的风度，这几乎不符合他对国家利益不在乎的说法。我怀疑，真相是他令人吃惊的幼稚，而且这种幼稚还带着一种过时的模式。这个线索就在每天晚上任何人都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广播里。1937年的南斯拉夫新闻简报肯定有它的特色。很少听到有关少年国王和他母亲玛丽亚王太后的新闻，更多的消息是关于摄政王保罗亲王和他的家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为了让彼得国王拥有私人的少年时期，这本来是个恰当的想法，但是它被乡村地方人士误解为这象征着保罗亲王的野心—也许他想篡夺王位。但是任何皇室成员的消息都没有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消息多。每次我在南斯拉夫打开收音机，都能听到首相前一天所做的任何事的详细报道，只有新闻播报员是一个正在边境驱赶入侵者的军队指挥官时，那腔调才算合宜。
这可能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假装恺撒主义的另一个迹象；确实，在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后期，他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想法，他在会议上让年轻人反复齐声大喊“领袖！领袖！领袖！”，就像德国的“元首！元首！元首！”，那样最不符合斯拉夫人的性格了。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有从欧洲另外的地方传来的前恺撒主义时代的遗风。“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康斯坦丁有次对我说，“很羡慕资本主义。”“羡慕资本主义？”我重复，“为什么？他怎么能那样？资本主义试图解决人类怎样从土地上得到稳定生计的问题，而土地一点都不在乎他们。可能有人会说，除非一些国家想出一些能有比俄国革命更好结局的理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它更成功的理论了。但是当然它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好，当然它只能让人不满，而不是羡慕。”“这是你的想法，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可不这样想。他明白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人把一切都抢走了；而且他觉得，情况将变得很美妙，如果很多外国资金流进来以后生出更多的金钱，如果我们有像美国那样很多的工厂，壮观的白色宫殿，里面装满各种精细的机器，它们转动时就像在钢铁上演奏的交响乐，倾吐出各种崭新干净的东西给我们人民，倾吐出薪水的金色河流，让我们买得起一切东西。”“但是有时钱并不能生钱，”我说，“有时它夭折了，然后社会上只剩下一些尸体。至于那些工厂，它们可能看上去像宫殿，但是在里面工作的人绝不会被当作王子和公主，而薪水的河流，它是金色的，正如多瑙河是蓝色的，经常在晚上把这些人冲回肮脏的贫民窟。”“你是一个女人，你想要一切都是漂漂亮亮的，”康斯坦丁说，“你看不到冷酷无情的美妙；至于金钱，斯托亚迪诺维奇是一个聪明人。他会保证这里没有美国那样的经济萧条。”
这里的有些东西，因为缺乏经验而让人同情，它们与法西斯主义或者纳粹主义极其不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够执政，是因为他们通过一种严控的神奇仪式给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一种抚慰和承诺。而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不知道这些受害者数量巨大到能形成社会的中坚力量。他把他们看作失败者，软弱无能，他们在个人生活中也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他们绝望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可能变成一种充沛的力量，能超过成功产生的力量。在这种错觉里，他的举动都带有一种特别的轻率。他不明白，允许那些失败的人，越多越好，通过组织把自己转化成一些看上去更像是成功的东西，那才是聪明的决定，所以他不能够明白—在这方面他跟英国和美国的有产阶级中很多人一样—工会主义不是瓦解而是稳定政权的力量。
这些人，就像酒吧里坐着的这些人，他们怎么能知道别的呢？当西方列强开始工业革命，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的奴隶；直到今天百分之八十七的南斯拉夫人还是农场工人；莱斯科瓦茨被称为“南斯拉夫的曼彻斯特”，但是和曼彻斯特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宜人小镇，有两万居民，他们不费劲就可以有干净的脸；也从来就没听说贝尔格莱德在哪段时期有过一些破产的银行家，从这座城市所不曾拥有的摩天酒店抬起的窗口，宛如天堂滴落的温柔露水一般跌落在地。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冒险家没有从书本和新闻中学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呢？印刷的文字从来不能阻止任何人去犯某些错误。《曼侬·莱斯戈》不能阻止一个男人爱上，没有哪个年老的女人会赶走自己年轻的爱人，就因为她读了《漂亮朋友》。堆积如山的经济类出版物已经证实，在市场萎缩、产品增加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建立约翰公司；但是德国人还在计划从殖民扩张中获取这样的财富。
我对酒吧里的那些人感到一阵厌恶，他们正是这个错误的执行者。我发觉他们很像上个世纪（19世纪）某些西方城市里的典型形象，长得像一些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控制巴黎的金融冒险家，像上个世纪（19世纪）90年代一些报纸插画中金融城里的人，那些人被叫作企业创立者—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一叫法了。他们不仅愚蠢地复制出一个不甚完美的制度，他们自己模仿的那类人也已经被证明不能抓住这个制度提供的成功机会。我能想象这个旅馆里的人也会犯下如此错误。它将放弃它那美味醇厚的意大利汤饭，它的炖肉将不再覆盖一层辣椒红油，它将雇用一些女仆，她们不会在生病的客人床前哀号，她们的鼻子不会抽动，不会在希腊人面前就像嗅觉灵敏的动物一样笃定，在芬兰人面前心存怀疑。它将不会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法国旅馆，它将变成一列不会移动的国际快车，就像那些大型的西班牙酒店。
我想，贝尔格莱德已经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在一段时间之前，它还是一个巴尔干村庄。它有自己的特点：勇于反抗、生存的决绝、殉道般的清贫。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巴尔干村庄；它坐落的海岬因为人们流淌的鲜血变得神圣，他们为了一个简单的诉求而死，那就是既然这个种族被创造出来，他们就应该被允许活下去。现代的贝尔格莱德在海岬上修满了街道，那些街道本来在别的地方就已经建得很好了。我对南斯拉夫的迷恋突然变少了。我第一次来游历的时候，被波斯尼亚可爱的自然风景和巧致迷住了，而且我在马其顿见识了那里人们独一无二的美好生活。当马其顿人相爱、唱歌、敬拜上帝、看守羊群的时候，他们给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带来了一种诗意的想法，那就是不相信表面，要去实际调查。他们生来就拥有一种品质，济慈认为这种品质远胜过其他品质，能造就一个“有成就的人，尤其是在文学上，莎士比亚就拥有这种品质”。“负面能力”，他如此称呼，让一个人“能够处于不确定的怀疑状态，不会急躁地去追寻真相和理智”。但是，马其顿直到1913年才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此之前，它在土耳其的下保持稳定，就像在中世纪的情况一样—自1389年的科索沃战败开始。马其顿也许应该被当作一座博物馆，它不能代表外面的生活。它和现代世界接触了仅仅二十五年。塞尔维亚则不是这样的隐居状态。它在1815年获得解放。一个世纪以来它接触了19世纪特有的毒药。我可能走了很长一段路来看落日，它在我眼前逐渐消逝在一个恶劣天气的夜色中。
但是，这个危险的恶化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会实现。这家旅馆可能已在盼望摆脱自己粗俗的特点，仿效萨沃伊酒店、克利翁酒店以及广场酒店，但是它的尝试进行得不怎么样。一个新来的人到了酒吧；那些矮胖小个子现在正充满爱心和信任地大喊，跟同类打招呼，他会为了一定数额的金钱背叛他们，他们也一样，他们向他举杯，像小孩子玩“表达单词的意义”游戏一样夸张地拍他的背。我可能在伦敦、巴黎或者纽约见过这个场景。但是在这些城市里，我从来没见过旅馆大门被缓缓打开，一个农民不疾不徐、轻轻松松地走进来，胳膊下夹着一只黑色羔羊。他站在报纸架旁边，上面出售《真理报》、《政治报》、《大陆每日邮报》、《今晚巴黎》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年轻人，有着浅色的直发，高颧骨，目光清澈。他穿着西式套装，又套了件羊皮外套、一顶黑色圆帽，还有脚尖翘起的皮凉鞋；在他现成的衬衫上，他的母亲又加了一些刺绣。他四处看，好像在找什么人。他两次走到酒吧门口，仔细看着那些矮胖小个子的脸，很明显他在等他们那种人；确实，南斯拉夫的中产阶级都是农民出身，所以他们任何人都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表弟或者侄子。但是他找的人不在那里，所以他又回到报纸架旁边。他一直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幅壁画中的拜占庭国王，黑色羔羊在他胳膊的禁锢下扭来扭去，有时在它扭过头时，它的眼睛照进了灯光，如同小小的发光盘一样闪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欧洲的转折点，作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在 20 世纪40年代前后的命运截然不同。本书观照了自14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漫长岁月中的巴尔干历史。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为何会蜕变为浸透鲜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连串难解的谜团和苦难又是否有迹可循？
本书以作者巴尔干之行的沿途见闻为线索，追溯了巴尔干历史上缘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与军事冲突；也在对当地居民生存现状的见证中，力图揭示当地各民族命运的悲剧之谜——巴尔干苦难之人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如鹰般汹涌的渴望，他们祈盼着，犹如被献祭的羔羊以毁灭的姿态达至永恒。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指引巴尔干人超越苦难，也滑向了悲剧的深渊。
